●云端的记忆
文/周长春
二姐比我大九岁。
二姐是我几个姐姐中个子很高、长得很标致的，我妈一直这样说。
农村包产到户时，家中缺劳力，二姐没有上过学。
1
大姐出嫁早，分家后，每到农忙，我和几个姐姐到大姐家帮忙。大姐家的田地很分散，离家较远，收割小麦和水稻都是件很费力的事。干农活时，二姐总是充当一个整劳力。
我大抗美援朝复员后，因为肺结核，身体一直不好，不能干重体力活；我妈在生我大姐时落下了月子病，有支气管哮喘。由于其他几个姐姐岁数也不大，那时家中的农活主要由我二姐来承担，周边的人都说周家多亏了二丫头，不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。
那时，我家有七个人的山地、六个人的水田，干不完的农活像时间一样向前延伸，农民总不会有清闲的日子。地里，割完了小麦，又要种花生，扦插山芋，播上棉花、玉米、芝麻和黄豆，一茬茬庄稼种上之后还要施肥、除草和收获，全靠人力；田里，虽说比地里活要单纯些，可一年两季的水稻，也让人忙得够呛。
从某种意义说干农活就是和季节赛跑，抢的是时间，付出的是艰辛的劳动，很终，庄稼的收获还是看老天的脸色。由于夏天暴雨多，抢收都要赶在暴雨前。天气越热越干，一定要在立秋前把秋季稻的秧苗插下去，然后又是重复着夏季同样的田间管理。一家人就像拉磨的驴子围着田地转，有时农民的辛劳遇到自然灾害可能一无所获，只能一声叹息。
家中的大活如犁田和犁地都由我大姐夫来帮忙，剩下的农活都是二姐拿主张，筹划并带领家中几个姐姐干。我到十一、二岁时也能帮家里干点如放牛、割草、把秧之类的活了。
干农活，二姐是位行家能手，同时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。农忙间隙，她把平时在货郎担上买的红、白、黑、黄的线打成一条条不同花色、不同图案的带子。梅雨天，她两天就能成就一条近两米长的带子，结结实实的，两头还有流苏呢。庄子里的姑娘打带子都跟我二姐学。当时，带子也是农村姑娘出嫁必备的嫁妆，压在箱底。我想二姐在打带子、编织图案时也在编织自己未来美好的梦吧？
二姐很喜欢孩子，大姐的儿子出世后，基本放在我家，她给外甥缝了一个花肚兜，面子是个大红牡丹花，里子是白老布。她又想用丝线在肚兜上绣上字，只好向三姐学写"小朋友"三个字，学会后，她把这三个字用铅笔誊写到布面上，三个字呈扇形分开，字写得很周正，完全看不出依葫芦画瓢的样子。晚上，在昏黄的油灯下，她一边轻声地哼唱着广播里学来的歌，一边绣着字，从没有忧愁的样子。
夏天的傍晚，二姐把大姐家的孩子洗完澡，给他围上自己绣的红肚兜，然后把外甥扛在肩上，一路欢笑地把他送回家，凉爽的晚风冲走了二姐一天的疲劳，也把她的笑声传得很远。
为了清贫的家，二姐做事一点不惜力。有一次，就为了每斤麦子多卖二分钱，二姐硬是把九十多斤麦子挑到近四十里远的地方去卖，当时她才十九岁。虽然家中生活很苦很累，但她总是快快乐乐的样子。她想改善家人生活的梦想就像石缝里的小草，春天一到，总是努力向上生长，很终会有出头之日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穷苦的日子都是一步步熬过来的。
2
八十年代，小学大都是五年制，平时基本不考试，老师布置的作业又少，自己到底学得怎么样，心里一点儿没底。可小学毕业上初中要经过考试录取才行。
初中考试报名时，正是麦收时节。也许是自己感觉学得不好的缘故吧，我不想报名，一根筋就想留级，很后，老师说想留级要家长同意才行。我跑回家，家人都在地里割小麦，我又追到地里，十万火急地要我大到学校去。二姐放下手中的镰刀，用袖子擦着脸上的汗，问清了缘由后说：“大，你不要去，老兄（弟弟）不用留级，陈老师说他成绩还不错，能考上初中。”听二姐这么一说，我大没有去学校，我只好回到学校报名参加初中入学考试。
既然留级无退路，我只能做好复习迎考的准备，其实无外乎就是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。时间在稀里糊涂中过得很快，考试结束后，只知道该做的都做了，好像考试结果与我无关。一天下午，二姐从公社卖东西回来，经过我们小学，听人说考初中的成绩下来了，可陈老师已回家了，二姐又一路打听找到陈老师家。当二姐回到家时已是上灯时分，家人都等她吃晚饭，一进门二姐就高兴地说：“妈，老兄考了一百二十六分，班上前几名唉！”那神情我一生都记得。
我妈从灶台下站起来，将信将疑地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“我刚从陈老师家回来。”二姐一边说，还用手摸着我的头。我也感到挺意外，觉得自己没花多少功夫，但从此倒增加了不少自信，不觉得比别人差。
3
1983年，在二姐的主张下，我家的三间茅草房要翻盖成瓦房了，我大考虑家庭经济压力大，结果只盖了二间瓦房，留下两间草房。在几个姐夫的帮助下，瓦房如期落成。之后，不知哪一年，我家又加盖了一间瓦房，剩下一间草房做厨房。因为草房漏雨，很后也拆了，剩下的三间瓦房一直到2017年才拆除，重建了四间一层半的楼房。
老房子留给了我太多的记忆，它像一张烙在我心中的一张底片，只要拿出来冲洗一下，又能见到它崭新如初的模样。
秋季的一天，我放学回来，见到二姐的公公在我家，听我妈说是送庚帖来了。我能看出来我妈一脸不高兴，嘴里不断地说丫头还小，才二十岁，我们家又缺少劳力。我大和二姐的公公坐在大桌边，两人都唆着烟，烟头一明一暗地在微暗的房间内闪着光，很沉闷的样子。
我妈想把我支开，就要我把猪赶出去放放，我用棍子把猪敲起来，猛然发现我家的小狗被猪压死了，我妈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让我大到外把小狗埋了，并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很终，二姐还是在年冬时出嫁了，我是她很好的老兄，当然要去送亲。姑娘出嫁时，娘俩都是要哭的，我妈哭得很伤心，觉得家里穷，陪给二姐的嫁妆少，二姐在家时太累，不能像其他人家的姑娘在家那么享福……二姐伏在我妈的肩头哭得也很伤心，我想二姐更担心家里的农活……
晚上，我们来到二姐的新家，姐夫家搞得很热闹，吃的是流水席，点的是走马灯。走马灯，我以前还没听说过，更没有看过。其实，走马灯就是一个灯笼，灯内点上蜡烛，烛产生的热力造成气流，令轮轴转动。轮轴上有剪纸，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，图像便不断走动。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代武将骑马的图画，而灯转动时看起来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，很喜庆，动感很强。
酒席正热闹时，突然，我们头顶的一盏走马灯由于蜡烛偏斜，火焰燃着了走马灯，“呼呼啦啦”一闪，走马灯被烧得只剩一个空架子，差点把房子都点着了，人们吃饭的兴致大减，小声议论着。
二姐出嫁后，家中的农活就压在另外两个姐姐身上。农忙时，我妈总是叹气，嘴里念叨着二姐。一天晚上，我大让我第二天一早就到二姐家去让二姐回来帮忙干点农活，好像是点黄豆。二姐离我家有十来里路，都靠步行，一大早，我就动身了。到二姐家时，天刚大亮，二姐已在水库边洗衣服了，见我来了，她站起来，甩去手上的水，“老兄这么早就来了，我马上就洗完了。”她一脸高兴地说。一条小狗跟在她身后，快活地摇着尾巴，嗅嗅我的裤管。
乳白色的雾像牛奶倒在河面上一样，慢慢地流淌开来，很终与水面融为一体。二姐穿着一件鸭蛋绿的褂子，清凌凌的河水漾着她的影子，很美。
当天，由于婆婆不同意，二姐没有和我一起回来，她是第二天一早回来的。中午吃饭时，我发觉二姐不像以前那么快乐了，脸上没有了往日的神采。傍晚，二姐回家时，我妈把她送到村口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妈暗暗地抹眼泪。后来，我在偷听父母深夜的小声谈话中，逐渐得知二姐结婚后过得并不快乐，家庭的琐事和纷扰像绳索一样捆着她。
再后来，我听我妈说，二姐分家了，分了不少债务，但她很开心，说终于可以自己做主了，她准备捉一个猪娃，多种一些粮食，几年内就翻身了，可美好的生活憧憬她却没有等来……
深秋的一天中午，我从中学放学回来，邻村的一个妇女告诉我，我二姐不行了……我疯了一样跑回家，从庄里人支支吾吾中才得知一切。
4
遭受这样的变故之后，因为心里始终放不下二姐，我妈孱弱的身体像快要熬干的油灯里的火焰，越来越弱。我也渐渐大了，上了高中、大学，工作，结婚生子。我时常想到二姐，每年除夕和清明在父母的坟边总要给她烧些纸钱。我原以为那份不能触碰的伤痛始终存放在记忆的深处，不触碰它就可以了，可每次清明回老家，那种情感又不可遏制地涌上来。
妻子非常理解我内心的感受，因为二姐没有留下孩子，妻子建议把儿子过继给她。每次清明时，我们都教育孩子要给他二姑烧些纸钱，虔诚地磕几个头。但我一直有个愿望--我们一家人能到二姐的坟头给她烧点纸钱。可每每都不敢触碰内心的这块敏感而柔软之处。
清明节到了，今年，孩子一直在家，在妻子的建议下，我终于下了决心，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去看看。我开车来到一处商店，买了些纸钱和鞭炮，顺便打听二姐坟的位置。店主是位五十多岁的妇女，我一提到我二姐的名字，她就说：你二姐是个修养很好，很贤惠的人，她还教过我打毛线呢，她叹了口气……
我们来到二姐的坟前，冰冷的石碑上刻着二姐的名字和生卒年份：（1962-1984）。二十二岁，对很多女孩子来说还是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年龄，命运的无常让她在花样的年华中悄然无声地消失。
三十六年了。
返回的途中雨下得很大，很大……
作者简介
周长春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会员，六安市作协会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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